2016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的80周年。长征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是值得后世永远铭记和纪念的。长征所体现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贯穿始终的“革命理想高于天” 和高度自觉的革命纪律，是党和人民军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是值得后世永远弘扬的。毫无疑义，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又一次失败之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这是一次凤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最严峻的考验。这场史无 前 例的长征，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胜利的内在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这种崇高的社会价值追求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自觉的纪律，使这支钢铁队伍在内外交困、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摧不垮、打不散，反而在难以想象的磨难中发展壮大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挽救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中，先后在农村建立了若干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三次粉碎了蒋介石的 军事“围剿”，这时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包括21个县、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达到250万，其他根据地也有了重大的发展，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就在这时，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实行冒险主义策略。虽然它对农村根据地的政策和领导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在一段时间里还主要危害党在城市的工作，所以中央根据地在1933年1月还继续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随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盲动的政策使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继续存身，1933年春迁到中央苏区，直接控制了中央苏区的领导，特别是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军事的指挥作用；二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于同年10月来到中央苏区，负总责的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不懂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洋顾问，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
1933年9月，蒋介石以更大规模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虽然其势汹汹，但这时红军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并积累了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围剿”仍是可能的。但博古、李德完全抛弃毛泽东一套行之有效、克敌致胜的红军作战方法，采取分散兵力打阵地战，即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方针，以自己的劣势对付敌人的强势，结果失地折兵，损失惨重。“左”倾领导一再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红军陷于极端被动的地位。这种情形，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回顾的：“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
这次战略转移是仓猝的，红军损失惨重。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红军面临的险境，还不仅因为蒋介石调动一切兵力进行围追阻截，企图彻底消灭革命力量；更重要的是“左”倾中央已进退失据，拿不出正确的主张。因为红军突围的目的是要找到新的立足点，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博古、李德能够提出的唯 一方向，就是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这是蒋介石最容易判定并作了严密部署的一个死穴。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万分危急之中。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而且有自我调整的内在力量和机制。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连续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正确与错误、胜利与挫折的比较，逐步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正确性，认识到让“左”倾中央继续领导下去只能把革命引向更大的失败。在挽救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张闻天、王稼祥等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为改变党和红军的命运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通道、黎平会议，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得到通过。这个转兵决定，不但使红军获得喘息的机会，获得正确的进军方向，而且也为进一步结束“左”倾错误领导作了重要准备。
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等问题，明确了第五次性反“围剿”及长征以来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 央 领 导特别是军事领导，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及随后一系列中央人事变动和实际上的作用，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得到贯彻，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2]
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并由此形成了高举这面光辉旗帜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历史比较和选择，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唯 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斗争经验又反复提示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 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 对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影响到小生产者出身占多数的无产阶级政党中来。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用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而突出的问题。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在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比较早地自觉运用并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以极 大热情解决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早在1929年底，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3]批评和纠正了当时红军中浓厚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特别是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更深入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的表现形式：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当时提法。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就在于：第一，鲜明地反对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的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因而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独创性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内容。应当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而又是较深刻的体现。第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提了出来。实事求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获得对客观事物规律性认识的根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加以认识。这时他虽然还没有用实事求是这样言简意赅的语言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但在这篇文章所阐明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等原则，就是他所倡导和坚持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来他的许多理论著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极 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提出的思想观点和原则，从而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里需要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建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文章的正确观点也没有被这时的中央所接受，不久就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在党史上更加严重的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们以为靠引经据典、照抄照搬这种最便当的也是最没出息的懒汉办法，就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结果，把中国革命引进了死胡同，葬送了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几乎全部的白区工作。血的惨痛教训，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的比较，使许多同志擦亮了眼睛，终于认识和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认识和选择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顺利召开，并使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的转折点，首先表现在由此开始掌握了红军长征的主动权，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会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扔掉笨重的辎重，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摆脱蒋介石倾其全力进行的围追阻截，毛泽东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和战术，四渡赤水，迷惑敌人，不但取得二占遵义的胜利，而且把敌人重兵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地区；强渡乌江天险，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北岸；随后巧渡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北上的战略决定，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计划，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蒋介石企图利用大渡河制造“石达开第二”，红军以无比神勇的速度，抢占泸定桥，终于避免了石达开的命运。红军所过之处，以革命军队的精神风貌，严明的纪律，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热爱和支持，不但有劳苦大众加入红军队伍，而且还为当地留下了红色的种子；特别是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红军的表现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压迫造成的隔阂，留下了像刘伯承、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千古佳话。
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领导，也使长征途中发生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获得了正确的解决方法。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使红军北上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使党又面临一次新的危机。先是，张国焘在国 民 党蒋介石对川陕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的时候，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丧失信心，最终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逐步暴露了他的野心，中央一直以维护团结为重，既坚持原则又作了必要的让步，但他公开反对共同制定的北上方针，并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严重地步。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脱离险境。由于张国焘的破坏，红军丧失了有利的北上路线，被迫爬雪山，过草地，备尝艰险，终于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艰苦的工作下，在二方面军的配合下，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二、四方面军联合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张国焘最后拒绝党的挽救，叛党而去。
同时，红军长征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实现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毛泽东以极 大的热情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 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有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5]经过这次长征，全国红军由原来的30多万剩下了3多万人，从表面上看，数量是缩小了，但在实际上是更加坚强了，他们经过了血与火的千锤百炼，为大发展准备了无限生命力的种子，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全新的旅程。
红军长征的胜利，极 大地鼓舞了一切革命者和广大了人民群众，在寇深日亟、国家危难的时刻，使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当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保安的喜讯，于当晚带着香槟和白兰地，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同艾黎等几位国际友人一起，举杯相庆，为人民的胜利干杯。宋庆龄晚年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她同鲁迅应邀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18周年招待会的一段往事，她写道：“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这时鲁迅当已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特别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工作，就住在鲁迅家中；冯雪峰参加过长征，自然会向鲁迅详细介绍，鲁迅为“中国的夏伯阳们”的胜利而欣慰和庆贺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学者认为，红军长征的目标是为了抗日，这不完全准确。毫无疑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解决主要矛盾就成为我们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最早举起抗日旗帜的，但抗日并不一定要进行这样的长征。如果长征一开始就是以抗日为目标，长征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这样就会忽视或者掩盖了“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严重危害。但这样说的同时又必须肯定，长征的最后结局是有利于抗日的，因为获得了陕北这个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并且接近华北抗日的前线地区。中国革命中心奠基陕北之后，中共中央通过瓦窑堡会议，从政治路线上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红军长征胜利，不但鼓舞了中国人民，促进了全国抗日高 潮的到来，并且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气势描述了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在中国革命历经艰难困苦、长征胜利在即的时刻发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历史对此作出了公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