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在遵义会议作用的具体评价中，普遍的表述是说，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中 央 领 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而关于政治路线问题，一般的认识是：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但是仔细推究，上述说法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难说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与政治路线无关联，因为政治路线是各种问题的核心，统领组织、军事等问题。二是，关于遵义会议，人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评价，就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如果说政治路线没有改变，遵义会议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治路线，那怎么能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呢？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表现在政治、组织、军事等许多方面，而首先和集中的表现就在政治方面，组织、军事等方面的错误是和政治路线紧密相关的，甚至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

出现如此疑问，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作用，特别是遵义会议与政治路线转变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作用的重要问题，有着值得讨论和澄清的必要性。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破产，它已经难以为继了。遵义会议在集中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决了其整个路线，包括其政治路线，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决议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集中批评，最后归结到了从政治路线角度批评的高度。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被定性为“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实中造成严重失败的路线，遵义会议后还会继续执行吗？所以，它的废止是一种必然。
    正因为遵义会议后废弃了过去的错误路线，因此毛泽东后来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而“过去的路线”“都不能起作用了”，这既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也是现实需要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废止过去的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与之不同的新的路线（虽然新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个形成的过程），这是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
    遵义会议改变了过去的政治路线，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就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遵义会议没有否定“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所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看法，就来自于此。
    目前关于此说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观点。一说是“时间紧急论”，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党内没有时间在遵义会议上展开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批评；二说是“毛泽东的策略论”，为了集中力量、减少阻力，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有意不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三说是“多数人认识未到位”，与会的多数人没有深刻认识到“左”倾领导人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本质，因此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对其提出的全面怀疑和批评不能实现。三说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根本之点恐怕还是与会者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军事路线的错误因为导致失败和损失而暴露无遗，易于被发觉和认识，而政治路线的是与非，容易被别的问题掩盖，不易被马上发觉，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非常清楚，因此集中予以批评；而大多数人对政治路线是否错误，认识得不甚清楚（中 央 领 导层对此有明确认识是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的“九月会议”），所以，遵义会议决议就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在总体上）肯定是正确的，一方面（在具体分析中）又批评说博古、李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应该是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同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清晰认识，是在1940年下半年对《六大以来》的资料审核过程中。通过对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审核，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认识到这是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由于在遵义会议上，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晰，加之军情紧急、大家认识不清等原因，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明确地予以指出和展开批评。                                                               
    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论及过去党的历史时，认为四中全会“领导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过去在“革命战争的持久性”问题上的错误，以及“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都是“原则上的错误”。“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中央是错的”，“过去对党的领导我是负责的”。这仍然是遵义会议时期的认识。
    但是，在现实斗争中，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于是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明确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而在会后实际工作中改变了政治路线的状况。而恰是政治路线的转变，和转变了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协同发力，使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别的作用，成为彪炳史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