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 、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 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 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 民 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 民 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 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 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 民 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 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 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 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 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 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以“ 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 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

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

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 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

“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 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

“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 单 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1、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2、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3、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

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

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 ，是极 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 — — 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 — — 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 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李、博、周三同志，而李、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李德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 《 革命与战争 》 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