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的缔 造 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在遵义会议前后，他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既颁布了严厉的军纪，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又深入群众、动员群众，忠实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拥护。 

慈祥护雏的“伙夫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的长征之路。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 央 领 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已年近半百，但为了节省出几名强壮的战士充实作战部队，他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的那匹马实际上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驮伤员。

在行军途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替士兵扛枪、挑挑子。看到哪个战士走不动了，他便上前打个招呼，扛起枪就走。有一次，他扛上战士的枪走了一段路，便坐下来同战士谈话。后面走上来几个战士，见他岁数大，又不像个官，把他当成炊事员，叫他“伙夫头”。到了一个地方宿营，这几个战士叫他烧碗开水喝，他马上起身找锅烧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那几个战士说：“他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大家听了一怔，心里直打鼓，然而朱德仍然笑盈盈给大家烧水喝，很多红军战士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慈祥护雏的父亲。

严明军纪的“红军之父”

朱德被人们称为“红军之父”，一方面表现在对士兵真挚的爱，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老百姓真挚的情。通道转兵后，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朱德早年在云南的军阀中当过兵，熟知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他指示红军总政治部以中革军委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耕牛等条令。在进入遵义城前，朱德严令在战场和打土豪中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自打埋伏、发洋财，谁若违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中，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中央红军，对部队的纪律要求更加严格，更注重对老百姓的秋毫无犯。

1935年2月2日，红军行至四川省叙永城外营盘山时，又饥又饿，看到一片橘林，硬是没有一个人去摘一个，大家只有“望橘止渴”。红军四渡赤水途经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张世鲲家时，张世鲲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在国 民 党反动派的煽动下，他的家人全都跑出去躲藏去了。当红军离开后，他的家人全部回来，发现香炉里有几个银元和一张条子，条子上说：吃了你家两百斤谷子，因为主人不在家，所以就把钱留下，给你放在这个香炉里。当时几枚银元的价值是能够买上千斤稻谷的，张家人感激不尽。这与国 民 党军队烧杀抢掠形成鲜明的对比。 

心系藏 民的“活菩萨”

1935年8月，朱德率领左路军到黑水、芦花一带，藏族同胞由于国 民 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都躲到山里去了，把一片成熟的青稞麦留下来不敢收割。朱德看到这一情况，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并组织部队替藏族同胞抢收青稞麦。朱德头顶烈日，脚穿草鞋，带头收割麦子。他特意告诉大家，收割的麦子要放在原地块里，不要放错，以便藏族同胞回来认领。藏族同胞站在山上看红军在自家地里收割麦子，以为红军要把麦子拉走。当他们看到红军把麦子收割好后，又放在原地垛好，就打消了恐惧和疑虑，纷纷跑下山来向红军表示感谢。

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上等待了整整4个月。1936年4月，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就发动部队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 民把地种好。他在动员会上讲：“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 民同胞对我们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和大家一起干活，把许多事留到晚上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不久，藏 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村落里重新喧腾起来。就这样，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 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红军的感召下，藏 民纷纷返家，并积极参加红军在藏区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他们称红军为新汉 人，称红军首长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1935年8月，阿坝地区2000多名藏族青年加入了红军。在这期间，藏族同胞向红军捐献了1000万斤粮食、20多万头牲畜，为红军渡过饥饿奉献了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