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中的遵义人中，李小侠是最该记忆的，她为红军中的遵义人争了光，也是红军高层赞赏有加的遵义人。

李小侠，世居遵义市人，1931年考取县女中，在余正邦、谢树中等老师影响下，读了许多马列和红色书籍，对妇女解放充满激情。后来，又在地下党员周司和帮助下，积极投身革命，成为“红军之友社”的关键人物之一。

 一个女红军把她拉到一条矮凳上坐着问：“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小侠，本城人，住县门口。”“多大年纪，读过书吗？”

“十七岁，本地女中毕业。”

“你看见过女兵吗？想当兵吗？”

“从来没看见过，我也想当你们的女兵。”“当女兵苦得很呢。”

“我不怕苦，我在家里还不是同样苦。”

万人大会成立县政权时，她被选举为妇女委员，是遵义女人中的唯 一代表，因此，邓 小 平主编的《红星》报记载了她，陈云同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也写到她，邓颖超、李伯钊等老革命在解放后还记得她，1985年,杨尚昆、李伯钊夫妇来遵义时，还专门接见了她。

红军要离开遵义时，领导要李小侠召开动员会，摸摸底。

她把社员们全部召集拢，说明了情况，没有一人吭声。她又高喊：“愿跟着红军走的人举起手来！”竟无一人举手。

李小侠急死了。又一个个的问，都说不能走。她发脾气了，大声说：“这是革命，不是请客！你们既不愿走，为什么要来登记，要来白吃这么多天的饭？”大家仍不吭声。经再三询问，有个别的才说：“我以为红军永远驻在这儿，不走了，我才来参加的。如要我跟着走的话，爹妈会急死的。我不敢走。”她又气又急地说：“你们不走，就是剩我一个，我也要跟着走。”接着李小侠又说：“不愿走的，都出去！”结果，大家真的走出了屋，把她急得坐到一条凳子上，伏在桌子上大哭起来。

邓颖超大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跑来问她为啥哭，李小侠边哭边诉说了原委。邓又问她个人走不走？她回答：“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跟你们去的。”邓说：“小侠妹，你是遵义出色的女代表，我们欢迎你。那些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最 好不要，要了对革命反而不利。你快回去与你父母告别，回转总政治部来，说不定我们今夜马上走。越快越好。”这样，李小侠参加了红军，离开了遵义。

 二进遵义时，李小侠才知道自己参加红军后，父母被抓，惨死于敌手。

 她向总政治部首长们哭诉，李伯钊大姐劝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你要牢牢记下这笔血债！”她又连走了好几个女同学家，每家都是关门套锁，空无一人。

 后来，李小侠按组织意见，留下来参加黔北游击队，作队长王有发的助手。在严酷的斗争中，王有发壮烈牺牲了，李小侠和何恩余、谢树中、任移等隐蔽了下来。但是，住了不几天，不好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到处都贴有通缉令，悬重赏捉拿李小侠——使得这个急性子人忐忑不安起来。最后不得已，她在湄潭县鱼泉与小学校长詹朝仪结了婚，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为党工作。直到1949年湄潭解放，县委张军直同志来信要她去湄潭县妇联担任工作，可因那时土匪猖獗，副县长何恩余对李小侠说,剿匪是当务之急,要她担负剿匪联络任务。

她给党做了一些工作，党没有忘记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她落实了政策，把她安排到遵义市政协当常委，驻会，安度晚年。